我公公今年七十三，退休前是市人民医院的内科大夫，干了一辈子。 街坊邻居提起他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。谁家老人有个头疼脑热，谁家孩子半夜发烧，敲我家门准没错。公公披件外套就过去，听诊器往脖子上一挂，问两句，看看嗓子，按按肚子，药方子随口就来。邻居们都说，有陈大夫在，心里踏实。 可就是这么个人，退休之后，烟酒不离手了。 每天早上六点半，公公准时起床。洗漱完，先泡一壶浓茶，然后坐在阳台上，点一根烟。那烟抽得慢，一口一口，像是在品什么山珍海味。婆婆在世的时候还管管他，说你这老东西，当了一辈子医生，不知道抽烟伤肺？公公就笑，说我在医院闻了四十年的消毒水，回家还不能闻点香的？ 后来婆婆走了，没人管他了。烟抽得更凶，一天一包打不住。酒也是，中午晚上两顿，雷打不动。白酒，就那种十几块钱一瓶的牛栏山，倒一小杯，就着花生米或者咸菜，自斟自饮。有时候我炒两个菜，他就多喝半杯，脸微微泛红，话也多起来，讲他年轻时候在乡下巡诊的事，讲哪个病人被他从鬼门关拉回来，讲那时候的药便宜，几毛钱就能治好病。 我老公劝过，没用。我小姑子也劝过，买回来一堆保健品，什么护肝片、清肺茶，公公看都不看，往柜子顶上一搁，说别花那冤枉钱。 说实话，我心里也犯嘀咕。公公自己是医生，比谁都清楚烟酒的害处。他给病人看了大半辈子的病，肺癌、肝硬化、食管癌，什么没见过？可他怎么就是不肯戒呢？ 这个问题在我心里憋了很久。直到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我终于问出了口。 那天老公加班，孩子在学校，家里就我和公公两个人。他在阳台上抽烟，我在旁边晾衣服。秋天的太阳透过窗户照进来，暖洋洋的，空气里飘着烟味和洗衣液的香味。公公眯着眼，看着楼下的小花园，几只麻雀在草丛里蹦跶。 我晾完最后一件衣服，鬼使神差地开了口：“爸，我问您个事儿。” “嗯？”他没回头，烟夹在指间，灰积了老长一截。 “您当了一辈子医生，救了多少人哪。可您自己呢？烟也不戒，酒也不戒。您比谁都明白这些玩意儿伤身体，可您怎么就不……” 话没说完，公公笑了。他掐灭烟头，转过脸看着我，那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神色，说不出是无奈还是释然。 “小梅啊，我问你，”他慢慢地说，“你见过我年轻时候的照片没？” 我点点头。婆婆留下的相册里有一张黑白照片，公公二十来岁，穿着白大褂，站在一间土坯房前，瘦得像根竹竿，但眼睛亮得很。 “那时候我在乡下卫生所，一个月工资十八块钱。”公公的目光越过我，落在很远的地方，“你婆婆生老大那年，难产，大雪封山，送不到县医院。我就在卫生所里给她接生，手里只有一把止血钳和几卷纱布。你婆婆疼得直叫，我在旁边手抖得跟筛糠一样。” 他顿了顿，端起茶杯抿了一口。 “从那以后我就落下个毛病，见不得人疼。谁头疼脑热来找我，我恨不得替人家受着。可你说，我一个穷大夫，能给人开什么好药？止疼片，安乃近，便宜是便宜，治标不治本。后来我调到城里，条件好了，可病人还是那些病人，该疼的还是疼。” “有一年冬天，来了个老爷子，胃癌晚期。疼得满床打滚，家属跪在地上求我，说陈大夫您给想想办法。我能想什么办法？那会儿吗啡是管制药，我一个内科大夫开不出来。我就看着那老爷子，从早上疼到晚上，从晚上疼到第二天天亮，最后活活疼死了。” 公公说到这儿，声音低了下去。 “那天我回家，你婆婆看我脸色不对，问我咋了。我没说。我把自己关在屋里，抽了半宿烟。从那以后就抽上了，戒不掉了。” 阳台上安静了好一会儿。远处的马路上有汽车驶过，沙沙的响。 “后来见的多了，心就硬了。”公公又点了一根烟，“可心再硬，也有受不了的时候。你婆婆走那年，我六十八，在医院陪了她最后三个月。她那个病，疼起来打杜冷丁都不管用。我看着她疼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时候我就想啊，我当了一辈子医生，治好了那么多人，可到头来连自己媳妇的疼都替不了。” “你婆婆走了以后，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。白天还好，去公园转转，跟人下下棋。一到晚上，屋里静得吓人。我就倒杯酒，坐那儿慢慢喝。喝完两杯，头晕乎乎的，倒头就能睡着。要不整宿整宿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病人、你婆婆、还有那些救不回来的……” 他说到这儿，摆摆手，像是要把什么赶走似的。 “你们年轻人不懂。什么养生啊，锻炼啊，戒烟戒酒啊，都对，可那是你们的日子。我七十三了，活一天赚一天。我这一辈子，年轻的时候拼命读书，工作了拼命看病，退休了还得拼命活着，多累啊。现在就剩这么点念想，你让我戒了，那我活着干啥？” 我想说什么，张了张嘴，又咽回去了。 公公看了我一眼，笑了，那笑容里有点不好意思，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。“其实我知道，你们是为我好。可小梅啊，医生也是人。我给别人看了一辈子病，轮到自己，不想看了。我就想这么顺其自然地过，哪天走不动了，躺下了，那就躺下了。不折腾。” 那天的对话就这么结束了。我回到屋里，心里堵得慌，可又觉得有什么东西松动了。 后来我没再劝过他。只是买菜的时候会多买点他爱吃的猪头肉，周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