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6年2月3日清晨，吉林通化，东北民主联军驻通化部队、日军战俘藤田实彦和伪满分子孙耕尧，几乎同时被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武装冲突。那天是农历正月初二，城中不少百姓还沉浸在新年气氛里，枪声却从黑暗中骤然响起。 凌晨四时左右，通化城内电灯连续闪灭，玉皇山方向升起火光，几处哨声彼此呼应。紧接着，枪声传遍街巷。参与者以日本关东军战俘为骨干，又纠集伪满残余、地方反动势力和部分土匪，按照事先部署，向行政机关、公安局、电话局、机场等处发动攻击。 这不是普通的骚乱。策划者企图夺取通化，破坏新建立的人民政权，并以此作为重新组织反攻的据点。通化位于长白山南麓，南临鸭绿江，既连接东北腹地，又靠近朝鲜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谁控制这里，谁就可能影响南满地区的交通和军政布局。 暴动的核心人物之一，是日本陆军大佐藤田实彦。他曾在侵华战争中担任装甲部队军官，参加过淞沪会战和南京作战。日军攻入南京时，藤田所部的坦克曾为步兵开路。战后留下的文字材料中，他把侵略行动包装成所谓战功，却也在不经意间记录了中国军民遭到搜捕的情形。 这类记载并不能替代南京大屠杀的完整史料，但它至少暴露出一个事实：日军占领南京后，曾对大批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普通市民展开清剿。藤田实彦不是旁观者，而是侵华战争机器中的一员。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，他被作为战俘留在通化，却没有真正接受失败。 与他勾连的孙耕尧，原本是伪满时期的地方文化和行政人员，曾参与宣扬“日满协和”等奴化宣传。日本战败后，他又投靠国民党势力，试图借反共活动洗掉自己的汉奸经历。一个手里有残余武装，一个熟悉地方关系，两人很快凑到了一起。 他们打出的口号，是恢复所谓“满洲秩序”。据相关记载，暴动组织曾计划动员约一万多人，并设置指挥系统、联络信号和行动目标。不过，计划人数不等于实际参战人数，关于具体规模和伤亡，各类回忆材料存在差异，不能把所有数字都当作完全一致的定论。 暴动者首先冲击行政公署和军事机关。守军兵力有限，只能分散固守。行政公署一带枪声最密集，进攻者一度冲上楼层，守军依托建筑物逐层抵抗。公安局等处情况更加危险，个别阵地因内外夹击一度失守，战斗呈现出短兵相接的惨烈状态。 更棘手的是，部分日军战俘被安排在医院、矿山和技术单位工作，其中有人掌握飞机、坦克和火炮的操作技能。暴动发生后，航校、炮校等单位发现可疑人员正在接近装备，甚至有人准备发动机器。警卫部队迅速控制现场，拘捕内应，封存武器，避免了机场和重装备落入暴动者手中。 医院中的冲突尤其令人震惊。部分日军医护人员原本被留下协助救治伤员，暴动开始后却有人倒向武装分子，袭击毫无防备的伤病员。关于遇害人数，史料记载并不完全相同，但医护人员参与暴力行动这一事实，显示出军国主义教育对人性的严重扭曲。 暴动者还试图冲击关押地点，营救伪满皇室成员。溥仪的皇后婉容、福贵人李玉琴以及溥杰的妻子嵯峨浩等人，曾在通化一带被看管。策划者显然想把这些人变成政治筹码，借“皇室名义”制造号召力，甚至幻想以此争取日本和国民党方面的支持。 守军最初处境并不轻松。城内能够立即投入作战的部队数量有限，许多据点只能依靠原有工事和建筑物防守。危急时刻，通化支队和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的机动部队赶到，对暴动者实施反击。战局由单点防御转为多方向夹击，进攻一方很快失去协调。 “缴枪不杀！”喊声在街道和院落间响起。有人放下武器，有人试图逃往城外，也有人被当地群众和民兵搜出。经过一天多的激战，暴动主力被击溃。关于被歼、被俘和逃散人数，后来的资料统计并不完全相同，但日军战俘与伪满残余未能夺取通化，已是确定无疑的结果。 藤田实彦随后被捕，并在通化接受公开审讯和示众。这个曾经驾驶坦克冲入南京的日本军官，此时脚上缠着绷带，神情狼狈，身后站着持枪的民主联军战士。围观群众的愤怒集中到他身上，现场秩序则由执勤部队维持，避免私刑扩大。 藤田没有等到正式判决。被捕后不久，他患上急性气管炎和肺炎，病情恶化，于1946年2月下旬死亡。孙耕尧等骨干则被继续审理。通化暴动由此被迅速平定，日伪残余和国民党特务相互利用的图谋也随之暴露。对刚刚建立的南满根据地而言，这场发生在新年里的枪声，距离人民政权真正站稳脚跟，只有几个月的时间。 特别
